什么是中国?当我们提到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头脑中所呈现的既有故宫、天安门这样的古代的元素，也有鸟巢、国家大剧院这样的现代元素。实际上，在人类的认知系统和记忆系统中，传统与现代是相互交汇的。因此，对于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并不是单向的命题，而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相互通约、相互整合的命题，这种通约性正是我们建构当代文化国家形象十分重要的命题。

我们要逐渐增强文化产品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当代建构和文化影响力的传播而言，必须有赖于海外市场对我们的认可，而不能依靠自我命名和自我确认来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需要对接，要把传统的题材与现代的表现方式进行整合。也就是说，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不仅仅要吟诵古代诗篇、学毛笔字，更要与当代文化的参照物实现对接。在今天这样一个商品社会，中国最需要的是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实力和博弈能力的文化产品，从而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抗衡。有些传统的文化遗产只能作为珍品予以收藏，却并不能进入文化产业流通市场进行推广，这类文化产品由于其传播效应较低，所以无论其过去有多么辉煌，都无法承担起中国文化形象建构的时代使命。

国家文化力量的增长与经济力量的增长具有不同的模式，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有时又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如果我们不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单靠经济财富的积累，是无法使这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得到持续增长的。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国家财富的增长应该是生产本身的增长，而不单是财富的积累，这才是经济增长的实质。比如在殖民时代，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曾经与英国掠夺过数量相近的财宝，但这些财宝并没有让它们迈入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只有开启工业革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英国做到了这一点。其实在文化领域也是一样，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能否提升，不仅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资源，更在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能否进行现代性开发与能量转换。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能够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文化软实力，更不能指望他人理所当然地接受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中国古代的文化价值观不经过现代性转化，永远不能成为一种力量。中国并不是文化软实力强大的国家，相对我国的经济实力而言，文化软实力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达到的能量。在许多西方国家的认知模式中，当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他们只知道古代中国的艺术作品和历史人物，而对现代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所知甚少。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文化产业生产机制中寻找到最大的通约性，来整合中国文化产品的审美、娱乐与教育功能，我们要在艺术商业和思想纬度上追求三者的统一性，而不是将它们对立起来。

日本的动漫产品在美国市场能够获得成本4倍以上的利润，但中国一些引以为傲的文化产品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最珍视的文化遗产，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进行对外传播的文化产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外国人认同的不仅是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还有那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绚丽多姿的当代文化。因此，我们一定要让优秀的艺术作品接受市场的考验，要按照当代文化市场的需求来配置文化产品的构成元素，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国际地位来铸造我们的文化形象，并依照国家发展的未来需求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此外，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我们也要适当地改变自己的传播理念。例如，在发达国家，经济和文化常常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我们跟一些欧洲国家做了非常大宗的商务交易，但这些国家的人并不会因为交易行为而放弃自身的某些政治立场，他们觉得商业就是商业，政治就是政治，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我们有时还是习惯于将文化活动、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放在一起考量，希望通过商贸活动来促进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关系延展，其结果常常无法达到预期。我熟识的法国人就对我说，价值观不能交易，更不能被经济所取代，好莱坞电影在法国大规模上映，但不等于法国人就要全面接受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样，美国人也不会因为进口了中国生产的服装鞋帽，而简单地认可中国人的价值观。

过去我们强调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些都无可非议地是国家文化形象的核心概念。但我们在这些核心内容后面设置的中国表达，是否能让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获得国际认可?寻找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