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幸有君，山水赖有君

　　——记“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展：河山有君——李可染艺术精品展”

林海放筏图（中国画）　李可染

　　“在群峰绵延、山高水长的中国画史上，李可染以其重、厚、苍、润、朴、浑的大气象，开创新的审美境界。墨染河山，巨峰独耸，为民族文化立碑，充分显示其天生的禀赋、厚积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及其对时代精神的敏锐、对生活的温情。”在9月9日由中国美术馆、李可染画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展：河山有君——李可染艺术精品展”开幕式上，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如是说。

　　展览分为“青山铸铁·山水”“逸写天真·人物”“牛背笛声·牧牛”“浑穆厚苍·书法”4个部分，展出李可染作品70余幅。这些作品基本上代表了李可染从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逾40年的创作历程和艺术全貌。展出作品来自中国美术馆、私人藏家和机构藏家，展览将持续至9月21日。

　　除了李可染的作品，还有一件特殊的展品也呈现在此次展览中——李可染塑像。立于展厅中的李可染塑像是吴为山于2008年受时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之邀为李可染所塑。吴为山回忆：“记得那手执节杖、立定青山、宛若丰碑、注目世相、胸罗大千的泥塑塑毕，其公子李小可先生含泪伫立良久。”

　　创造出“李家山水”范式

　　李可染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在当时的大语境中，李可染以其敏锐的时代触觉、深厚的文化积养，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动，进行多次自我变革。青年时期，他认真钻研传统，但又不迷信传统，在“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的同时，他激励自己还要“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中年时，拜师名家与长途写生兼程并进，成为“打进”“打出”的重要关键。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面向祖国河山写生、求索现代山水艺术真魂时，把“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世纪60年代“采一炼十”的主张，是他既要脱出传统、又要超越写生、进一步发挥主体创造精神的实践纲领。

　　李可染在关键时刻切入山水画这个中国美术传统的大平台，创造出“李家山水”范式。李可染强调，“要精读大自然（包括社会生活）第一本书，精读传统（包括中、外）第二本书”，“要练一辈子基本功”，要做“苦学派”，在纵横比较中探求民族艺术发展的圆通大道。正如吴为山所说：“从宋元全景山水造境，到龚贤、黄宾虹的积墨层层，（李可染）先生深深扎入传统，在气韵、笔法、章法等方面，透彻领会南北宗诸家之妙，且于壮游写生中，以生活、生命的生机激活‘古法’，并使之勃发着创新的力量。”亦有人曾说，“在当代中国画史上，李可染是艺术的高山，风暴吹过去依然是巍巍高山，而不会成为沙丘。他的画像壮美的诗画，立足当代放眼世界，以新题材、新格式、新笔墨、新意境呈现出中国山水画的‘李家山水’范式”。

忽闻蟋蟀鸣（中国画）　李可染

　　有情、有趣的艺术世界

　　在绘画高峰期，山水画之外，李可染还拓展了人物、牧牛题材绘画。在“逸写天真·人物”“牛背笛声·牧牛”两部分，观众看到了李可染宏大肃穆山水画背后有趣、诙谐的一面。

　　李可染的人物画，画面动态微妙，形象夸张但不丑化，朴质却不陋拙，富于诙谐、机智特色和生活情趣，是李可染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融铸于胸中的形象。在李可染的人物画中，每幅画都具有不同的意境，鲜活的形象渗透着温润的人性情怀。寥寥数笔，李可染却能把人的微妙动态与情绪呈现得淋漓尽致，以轻松的笔墨“戏画”人间百事，把观者带进一个有情、有趣的艺术世界。

　　伴随人物经常出现在李可染画面中的还有牛，李可染尤其爱画牧牛图。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他画了许多以牛为题材的精品力作。人们更是把李可染的牛、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和黄胄的驴，并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

　　李可染画牛，开始于1942年，他在重庆水墨写生时。那时，为方便写生，李可染借住在一户农家，居住的房间临着农户家的牛厩，朝夕与水牛相望，他还经常同邻家儿童一起赶着水牛去放牧。水牛的勤劳、憨态引发了李可染的创作思考，而且他发现南方的水牛比北方的老黄牛骨骼体态富于变化，宜于用水墨画来表现，从此，充满童趣和纯真的牧牛和牧童成为李可染笔下的重要绘画题材。《浓荫浴牛图》中，牛卧于树荫下，儿童坐于牛背之上，好不惬意；《犟牛图》中，儿童使劲儿拉拽，牛却铆足劲儿驻足不前；《忽闻蟋蟀鸣》中，两头牛卧于树林旁，两儿童在树林里斗起了蟋蟀，各得其乐……李可染笔下的牛，无论是行、卧，或凫于水中，他都能把牛朴实无华的性格和充满泥土味的本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李可染的牧牛图所表现的场景在乡村生活中随处可见，可一经他勾勒点染一番后，却别有洞天，境界顿时开阔起来，充分折射出李可染的一颗烂漫童心和对江南水乡的热爱。

　　李可染立志“以最大的功力打进传统”时，给自己的画室起名“有君堂”；立志革新中国山水画时，为自己制定的理想是“为祖国河山立传”。由此，此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河山有君”。河山幸有君，山水赖有君，“此次展览既是对李可染先生艺术精神的深切缅怀与纪念，又旨在激发起当下美术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展览学术主持王鲁湘说。